“超越性”和“介入性”应该是中国当代艺术的两个指向，但在时下，相对于“介入性”各种变体的发展来讲，“超越性”的缺失是亟须提醒的问题。列举它被遮蔽的原因，所造成的对诸多艺术现象的或遮蔽，或拔高，从而引起从业者和旁观者的警觉。
19世纪中叶以来，国家危亡的遭遇，对“民族国家”确立的期待，列强侵略的痛楚，艺术服务对象的明确，对“现代”的憧憬与期待，乃至强国富民的迫切感等等，均使“美术”（以及各种艺术门类）转向“现实，自动或者被迫的“工具化”，使“超越性”成为一个悬置的问题。
从“美术改良说”到“美术革命说”，再到徐悲鸿对于“写实主义”的强调以及与“现代主义”的争论，“国画”一词的出现以及“国画家”的艰难探索，新兴版画运动（亦包括随着印刷业发展而兴起的漫画创作）的如火如荼，倏然由为寺庙、陵墓服务的传统雕塑转为指向现实的中国现代雕塑的出现。20世纪上半叶，各个门类的视觉艺术家均有一大部分在寻找一个“路径”——艺术介入外在现实之路径。在如此国民惨痛遭遇之际，爱国志士乃思自身化为枪林弹雨射向侵略者，何况艺术创作哉？
1949年建国后，服务对象的明确，服务意识的强调，在改革开放之前，艺术家的“超越性”追求多被归类为“小资情调”、“风花雪月”、“封建迷信”等等，并将艺术倾向与阵营相连接，此时，再谈“超越性”已经不仅是一个艺术问题。
1980年代之后，起初对于“现代”的痴迷，此后对“后现代”的推崇，再到时下对“当代”的讨论，其实都潜藏着一种时间的紧迫感，对“进化”最高层级的向往，一直潜藏于艺术家的创作之中。这既源自对平等“对话”的渴望，也源自百余年来一直处于“学徒”地位的自卑心理。追赶超GDP增长指数的心态在艺术界并不乏见。
忽视“超越性”遮蔽了什么？
“艺术语言”问题的被忽视。背后是对“艺术本体”的无视。“语言”相对于“题材”、“立场”而言，变得好像不太重要。
如果细致梳理中国当代艺术史，从吴冠中对“形式美”重要性的提出，到“85美术新潮”艺术家在语言层面的探索（比如浙江美术学院张培力、耿建翌有意识“平涂”，以对抗“伤痕美术”艺术家的苏联、法国绘画技法传承），乃至到1990年代的“政治波普”艺术家的语言特质（比如张晓刚这段时期绘画语言特征的转变），以及新媒体艺术、装置艺术、摄影、行为艺术等等，都可以发现“语言”一直是困扰、促成艺术家创作的一个最敏感，也最具挑战性的命题。更毋论中国抽象艺术家的持续探索，实验水墨艺术家融合中西，现在看来并不十分成功的努力。
时下，当代艺术家的“艺术语言探索”已经弥漫出视觉语言层面，或者抽象艺术领域，已经成为“主体”自我呈现的一种方式。“物质性”、“身体在场”被反复提及，两者紧密的咬合关系也已经建立。如果此时不把这样一种探索进行充分展现，可能是我们的失职。
在当代艺术领域，艺术家也需要表态，通过艺术作品进行言说，表达自己的文化批判性和前卫性。“表态”是艺术家艺术立场、思考状态的呈现，也是艺术家获得“前卫”身份的必备条件。笔者质疑的是，当“表态”变成一种身份获得的筹码的时候，这种表态已经变得无足轻重，只是名利场的赌注、噱头，和出身鉴定、血亲认祖没有任何区别。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商业利益充斥的当代艺术领域里，这种表态成了获得经济成功的途径，以及故作姿态而全然没有实质内涵的“前卫”艺术家的一部分，有点类似激愤的小丑，做着文化巨人的美梦。
强调文化多元、突出身份差异、对时下全球格局进行后殖民主义分析……这些姿态都具有背离现实、反思现实的正确性。但在艺术领域，判断这种正确性的基础是什么？是不是仅有一种姿态就够了？批评家是不是看到一种反叛的姿态，就要赞誉有加？在当代艺术领域，对现实社会的反判姿态已经具有一种无法讨论的“正确性”，对这种姿态的质疑仿佛就是和主流的合谋，但是我要质疑的是，如果一种没有立场的“反叛”沦落为“时尚”和投机取巧的“捷径”以后，它的针对性是什么？批判性何在？在我看来，这些伪前卫艺术家是在用貌似鲜血的红颜料使自己在前卫艺术领域“红光亮”。
“仅作为表态的前卫性”之所以成为可能，在于许多艺术家仅将“前卫”视为一种表态，而这种表态和自己的立足点却了无关系，前卫成为一种可以标榜的身份，一种貌似叛逆的、言不由衷的站位。与“传统”的简单对立和盲目逃离，不见得就是“前卫”，缺少现实批判性的“前卫”，就像射出去的无靶之箭，看似极具穿刺性，实则轻歌曼舞，毫无用处。
尽管在现实情况下，各类“他者”的现实权利并没有实质性的增长。但以“他者”为立足点的各类艺术创作却在艺术领域有了独特的地位。一方面，进行此类创作的部分艺术家，或者放大自己的真实边缘状态，或者已经金银满屋、名车豪宅，依然标榜自己的边缘状态，并基于此进行创作。另一方面，以“他者”为处理对象的一部分艺术创作仅将选择“他者”视为一种策略，作为自己进军当代美术界的利器，于是，只有边缘人群成为被选择的对象，唯有血腥暴力成为吸引眼球的诱饵，第三世界反而成为国际展览的“主角”。在这样的正确性中，作品的艺术性无人问津，艺术评价标准成为“题材决定论”的时下变体，艺术作品则沦为理论的注脚，“他者”权利在艺术领域被虚拟的无限扩张。
自文艺复兴以来，“艺术家”这个称呼开始在欧洲获得独立身份，经历过现代主义的“艺术英雄”阶段，“艺术家”获得更加自由的空间，强调“艺术自律”的现代主义艺术史无疑慢慢将这些艺术家奉上了神坛。从尼采说“上帝死了！”之后，艺术家在某种程度上侵占了神坛的一角。尽管在中世纪以及以前，他们更多是为神坛服务的奴婢。
但有两个问题一直是中国当代艺术的软肋：艺术家主体性的自我建构；中国当代艺术语言的独立性。
在电子媒体时代，绘画存在的空间愈加狭小，这可能是一种悲哀，但如果运用好这个狭小的空间所给出的“局限性”，或许能带给画家更多的创作可能性。面对“图像”的压力，如何面对现实？如何面对虚拟？好像都不再是单级的问题。具体的创作缝隙要由画家来寻找，扩大，并实现为具体的作品。“破图”不失为一种选择，“集合”其成果便可以呈现一代画家的努力轨迹。
作者：刘礼宾
（文章为节选，作者系中央美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