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新英格兰和中国之间贸易频繁，大量中国陶瓷、家具、装饰艺术品和壁纸流入新英格兰。这些艺术品大多数是专供出口的外销品，它们是研究西方装饰艺术发展的宝贵材料。不过，从事中美贸易的企业家对中国经典艺术品的收藏和鉴赏却很少涉足。
到了19世纪末，波士顿出现了以爱德华·西尔维斯特·莫尔斯（Edward Sylvester Morse）、威廉·斯特吉斯·毕格罗（William Sturgis Bigelow）、欧内斯特·弗朗西斯科·费诺罗萨（Ernest Francisco Fenollosa）为代表的日本艺术爱好者群体，这使得波士顿成了美国顶尖的亚洲艺术研究中心。他们对日本艺术的兴趣源自 1876 年在费城举行的美利坚独立百年展。日本艺术品在这次展览中大放光彩。与日本艺术品相较，参展的中国艺术品绝大多数是外销画和外销瓷，它们的陈列方式也问题重重，这使得中国艺术品赢得的关注度远逊于日本艺术品。
1894年，波士顿人首次接触到中国经典绘画。时任波士顿美术馆日本部主任的费诺罗萨组织了一次京都大德寺藏南宋佛教绘画展。费诺罗萨和未来的波士顿美术馆董事登曼·沃尔多·罗斯（Denman Waldo Ross）以及著名鉴赏家、艺术商伯纳德·贝伦森（Bernard Berenson）一同参观了这次展览。贝伦森记录下了他们的欣喜之情：“这些画的构图……和最伟大的欧洲绘画一样简洁完美……我为之倾倒。费诺罗萨在看画时激动得浑身颤抖，我自己也神魂颠倒……罗斯这个小个子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乐不可支。我们泪流满面，不停地戳、掐对方的脖子。 我从未有过这样的艺术欣赏体验。”
展览后，为了筹措修缮资金，大德寺将十幅展品卖给了波士顿美术馆。在这次大手笔购藏后不久，费诺罗萨就离开波士顿美术馆回到了日本。1912年，他出版了《中国和日本艺术的时代》 （Epochs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Art） 一书，此书是许多西方人了解这一领域的入门读物。这部著作使得费诺罗萨对中国艺术品收藏产生的影响经久不衰。
二
费诺罗萨的继任者是冈仓天心（Okakura Kakuzō）。他之前是波士顿美术馆的顾问，后又出任亚洲艺术部主任。冈仓天心的父亲是一位富裕的丝绸商人。作为最早接受现代教育的日本人之一，冈仓天心在东京帝国大学受业于费诺罗萨。他的兴趣十分广泛，包括《茶之书》与《东洋的理想》在内的冈仓天心的著作点燃了西方人对亚洲文化的兴趣。他最为著名的观点是“亚洲一体论”，这是泛亚洲主义的早期表现。从1904 年受聘于波士顿美术馆到1913 年逝世，冈仓天心在持续购入日本艺术品的基础上，将工作重心调整为通过收藏中国顶级文物来建立东亚艺术品收藏。在这9 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在外甥早崎幸吉（Hayasaki Kokichi）的陪同下在中国收购艺术品。民国时期的中国动荡不安，许多古迹在这段时间灰飞烟灭。早崎幸吉为我们拍下了众多中国古迹原貌的照片，他还是波士顿美术馆在中国的代理人。在冈仓天心和早崎幸吉的协作下，波士顿美术馆购入了大量经典藏品。冈仓天心痴迷于道教，常常身穿道袍参加活动，他购买了许多出色的道教塑像。他还为波士顿美术馆购入了马远册页《柳岸远山图》和传为宋徽宗所作的手卷《捣练图》。此外，他还购买了大批中国铜镜。
据说冈仓天心在华期间结识了著名书画家吴昌硕。后者专门在1912年为波士顿美术馆题写了一块匾额。吴昌硕十分欣赏波士顿美术馆收藏中国艺术品的行为，其所题之字为“与古为徒”，相应的题记为“波士敦府博物馆藏吾国古铜器及名书画甚多，巨观也”。这表明早在建立中国艺术收藏之初，波士顿美术馆就开始购藏中国当代艺术品。
此时的波士顿美术馆有一批忠实支持者，这对冈仓天心来说十分幸运。爱德华·杰克逊·福尔摩斯（Edward Janckson Holmes）正是其中的一员。福尔摩斯担任过波士顿美术馆的董事、馆长和董事会主席，他和母亲一同借款赞助了对中国著名藏家端方所藏6世纪祭坛铜像的收购。幸运的是，美术馆方面在 25 年后又购入了这个祭坛的5 个零附件。不少波士顿名流为波士顿美术馆中国收藏的建立作出了贡献，其中包括美术馆董事登曼·沃尔多·罗斯。罗斯为人慷慨，其藏品涵盖了亚洲艺术的众多领域。他在1913 年表达了自己对待艺术兼容并蓄的心态：
在对待艺术品时，我们不该厚此薄彼。我们只能对比同类型的事物……认为绘画比陶瓷更优秀的观点非常荒谬。认为一些艺术形式（建筑、雕塑、绘画）是高级艺术，而另一些艺术形式则是低级艺术的观点充满了误导性。有一种看法认为二流绘画比一流的茶杯和花瓶更好。在制作茶杯和花瓶时，我们所运用的设计和绘画原理并无二致。最重要的问题是这些东西到底具有多大的美感？
罗斯曾在巴黎购入一尊来自洛阳白马寺的大型佛像石雕，冈仓天心非常喜欢这尊佛像。为了纪念冈仓天心，罗斯将这尊佛像捐赠给了波士顿美术馆。罗斯所捐赠的重要中国艺术品还包括《北齐校书图》、《文姬归汉图》、两块北齐石棺背屏和一块西汉彩绘墓楣，最著名的捐赠品是传为阎立本所作的《历代帝王图》。此画作于7世纪，是全美所藏最古老的中国画手卷。
1935年，罗斯在伦敦逝世。艺术品经销商山中商会提供了一只唐代陶罐，用以运输他的 骨灰回波士顿。这证明了罗斯对中国艺术的热爱。与这一时期的大多数捐赠人一样，罗斯也迫切地想要将波士顿美术馆打造成世界顶尖的博物馆。罗斯声明过，除了哈佛的博物馆之外，他所捐赠的藏品概不外借。随着全球博物馆间借展的日益普及，这一声明极大限制了全球观众观赏这些藏品。
冈仓天心选择了约翰·伊勒顿·罗吉（John Ellerton Lodge）作为自己的继任者。罗吉曾就读于哈佛大学，后辍学，是一位美国参议员的儿子。罗吉于1911年加入波士顿美术馆，并在20世纪20年代成为了中国艺术领域的权威专家。他在任职期间购入了诸如陈容《九龙图》之类的诸多名作。
冈仓天心还在1907年将他的弟子富田幸次郎（Kojiro Tomita）带到了波士顿美术馆。1931年，富田幸次郎接替罗吉出任亚洲艺术部主任。到1962年退休为止，他一共为波士顿美术馆服务了55年，这让他成为了亚洲艺术部史上任职最长的员工。和冈仓天心、罗吉一样，富田幸次郎也同样致力于将馆藏的中国艺术品规模提升至与日本藏品相等的地位。在富田幸次郎任职期间，中国绘画收藏大为增加，其中包括宋徽宗《五色鹦鹉图》和阎立本《历代帝王图》（罗斯捐赠）等巨迹。他还极富远见地设立了亚洲艺术品购藏基金，这使得美术馆能够持续购入中国艺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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