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勐最初到通州潞城镇古城村时，带着一个任务——找路城。
这座足以令考古人员兴奋的“了不起”的城，就位于规划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在北京东部，它繁衍生息近两千年，到了清代仍存，随后消失在大地上。
“找齐”四面城墙，让路县故城的完整轮廓浮现出来，还原这座县城里的汉朝。孙勐的任务迫在眉睫。
同一时期，北京南部，张智勇带领的团队，在大兴国际机场的工地上揭开了一片墓葬群。数百座墓葬和文物正静候被发掘。
近年，“考古先行”和北京一批重大项目的实施推进，令重量级考古发现不断诞生。北京的考古人，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大发现”时期。
他们从地下挖掘古老的北京——一个我们并不熟悉的北京。
2017年4月24日，路县古城考古发掘现场，这里发现了古城的护城河。摄影/新京报记者 浦峰
了不起的城
路县故城由城墙基址、城壕(护城河)、城内遗存、城外遗址区组成。城外出土了铜镞、陶釜、陶豆、铜钱等遗物，以及周边的数千座墓葬。“汉代城址与其周边大量墓葬同时发掘，这在北京考古中是第一次。”
壮观。第一眼，孙勐便感动了。
几十万平方米的考古现场在他面前铺开。2000多名考古人员和工人，穿着印有“北京考古”四个字的工作服。勘探人员用洛阳铲搜寻地下的同时，发掘人员手执手铲将文物从泥土中清理出来。
孙勐前往“寻找”的路县故城，名字从汉代史册绵延下来。文献资料显示，通州自西汉伊始就设置有路县县城，东汉之后改名为潞县。清朝时，古城遗址尚存，名为古城庄。
北京当地考古有个规律，名叫“古城”的地方，十之八九有古代城址。如今的潞城镇古城村，很可能就是路县故城所在地。
2016年2月，城市副中心建设先期考古中，一座出土的砖室墓葬，掀起了这座古城的盖子。随后，上千座青砖砌筑的墓葬陆续被发现，年代从战国时期延续至明清，以两汉特别是东汉居多。墓室中散落着陶器、铜器、铁器、铅器、骨器等大量遗物。
5个月后，找齐四面城墙，成为孙勐面对的关键谜团。确定了城墙位置，才能找到完整城址，还原这座县城里的汉朝。
第一面出土的，是长600米的北城墙。但东、西、南三面城墙还深埋在地下。
“线索”来自城墙构造。孙勐和同事通过对北城墙的勘探发现，城墙构造以夯土为主。他们便以夯土为标准，在四面寻找其他三面城墙。随后，东城墙、南城墙依次出土，最后发现的西城墙补上了拼图的最后一块。
2016年7月，完整的路县故城，终于浮出水面。
这真是一座“了不起”的城。路县故城由城墙基址、城壕(护城河)、城内遗存、城外遗址区组成。城内明清、辽金、汉代三个时期道路相叠压，城外发现了大量汉代沟渠、道路、房址、灶、灰坑和瓮棺等，出土了铜镞、陶釜、陶豆、铜钱等遗物，以及周边的数千座墓葬。
“汉代城址与其周边大量墓葬同时发掘，这在北京考古中是第一次。”孙勐感到兴奋。这是他头一次专做城址考古。
每一探铲打上来的土，都要详细分析和记录——担心漏探遗址的细节，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定下如此要求。
在城外1.6万平方米的范围内，孙勐与同事又发现了100多口汉代水井，城外遗址还出土了6种农作物碳化后的种子，足以证明，这里曾是生机勃勃的繁盛之地。
复杂的历史时期交错和数量可观的出土物，一幅阡陌纵横、熙来攘往的繁华图景，在考古队眼前展开了。如果完整保存和研究，这将是全国第一个对汉代县城的具体发掘案例。人们将能看到一座小城里的汉朝。
2014年11月16日，大兴榆垡镇，考古人员用洛阳铲进行文物勘探。摄影/新京报记者 浦峰
“大发现”时代
全国考古界最重要的评选“年度十大考古发现”，近5年北京入围了两项——2014年的延庆大庄科辽代矿冶遗址群和2016年通州汉代路县故城遗址。
同一时期，北京南部，另一位考古人员张智勇带领的团队，也在大兴国际机场的工地上揭开了一片墓葬群。
新机场考古于2015年开始，他们的时间更为紧迫，机场计划2018年完成主体工程，2019年投入使用。
很多考古项目启动时，周围建设工程的奠基时间往往已经确定，考古一直在倒计时中进行。有时为了加快进度，同一个工地上，这边还在考古勘探，那边建设工程已经在勘探结束的地面上动工。
孙勐感受到的很大压力，同样来自时间——城市副中心建设按照时间表推进，留给考古的时间并不多。只有确定古城范围、保存状况，才能判定其历史价值，从而决定应该迁址保护，还是原址保存。这牵涉到城市副中心建设规划是否需要调整。
最忙的一段时间，孙勐将近2个月没在家住过。考古队就近在当地村民家租了些房子，每间4个上下铺，住8个人。
在张中华的记忆里，自2014年，整个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都忽然忙碌起来了。
那年《北京市地下文物保护管理办法》实施，明确要求旧城之内建设项目总用地面积1万平方米以上，和旧城之外2万平方米以上的建设工程，要进行考古调查、勘探。“考古先行”原则正式确立。
一直以来，北京不像陕西等考古大省，新遗址和新成果并不算耀眼。自那以后，建设单位申报的考古项目猛增。张中华担任第三考古研究室主任、圆明园课题组组长，他回忆那阵子北京所的工作量增加了近十倍，考古人员个人工作量也增加了四五倍。
5年里张中华只休了3天年假。“5＋2”“白＋黑”成为常态，白天在考古现场，晚上还要回到单位查材料，做些案头研究。
孙勐也记得，2014年之前，他每年只做一两处发掘工作，比较轻松。如今，他们每个人的工作量是其他省市的好几倍。“应该说，北京考古进入一个好时候，这些大项目带动了一批考古人的成长。”
北京的考古人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大发现”时期。全国考古界最重要的评选“年度十大考古发现”，近5年北京入围了两项：2014年的延庆大庄科辽代矿冶遗址群和2016年通州汉代路县故城遗址。
截至2018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为配合北京城市基本建设，完成考古勘探工作1311项，考古勘探面积15677万平方米，相当于把整个三环内都勘探了一遍。“考古发掘399项，发掘面积34.1万平方米，无论项目数量还是考古面积，在全国都是首屈一指的。”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所长白岩说。
路县故城重见天日后，城市副中心的建设为其“让路”。
京唐铁路、城际铁路的规划路线，原本穿过城址的西北，为了保护城址，新路线将钻进地下，从城底穿过。原计划从正中心穿城而过的通胡路，未来也将改道绕行。
2014年11月17日，延庆大庄科矿冶遗址群发现工匠居住遗址。摄影/新京报记者 浦峰
“另一个北京”
一些出土物甚至连考古人员也从未见过。在路县故城考古中，北京地区首次出土了骨器中的一套算筹，分长、短两种，每根筹棍两端齐正。
孙勐与他的同事们奔向全市考古工地时，历史上北京城的更多细节，在他们手中浮现。
张智勇所在的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工地，发现和清理了300余座墓葬，出土400多件文物。墓葬分单人葬、双人合葬、多人合葬及迁葬墓等多种形式，为研究北京清代墓葬的形制特点、丧葬习俗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世园会的建设范围内，发掘出了1160座西汉至清代墓葬，出土了多件刻有“太康六年”“上谷”“阿秋侯君”等字样的铭文砖，以及银质龟纽“偏将军印章”，为研究此地的军事建制提供了新线索。
房山区河北镇棚户区项目中发现了清代八大“铁帽子王”之一的庄亲王家族园寝群，是迄今考古发掘出的唯一一组清代亲王园寝。
考古揭开了北京城不为人知的“另一面”。他们从地下挖掘古老的北京，是一个我们并不熟悉的北京。
甚至一些出土物考古人员也从未见过。在路县故城考古中，北京地区首次出土了“算筹”。考古队员第一次见到了骨器中的一套算筹，分长、短两种，每根筹棍两端齐正。
随着考古深入，越来越多的知识盲区也会暴露。孙勐挤出时间参加城市考古培训班，去外地的遗址现场学习，所里也请来全国最好的专家讲课，以及到考古现场指导。
用张中华的话说，不仅考古发现层出不穷，在这过程中，“保护手段也越来越多，对相关问题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对北京古代文化面貌的了解越来越清晰。”
几乎所有新的考古技术和方法，在路县故城和副中心考古中都用到了。孙勐举例，以前勘探都是人工用洛阳铲去探，现在用上了探地雷达来辅助。环境考古、测年、成分检测等手段，在考古中的运用也越来越多。
比如在六环以外，他们经过批准用上了无人机航拍，利用高空影像的研判，大范围了解历史文化遗存的分布规律、古代环境，分析古代人类生存、生产、生活的情况，并建立起更有立体感和层次感的三维遗址模型。
2018年，北京在大运河通州段首次应用了水下考古，包括调查水下古代沉积、运输、沉船的情况，探索大运河水面下遗存埋藏和分布。
圆明园遗址则用上了“大数据”。这个考古信息系统录入了圆明园历来的所有考古资料，总结成果和规律，为未来考古决策和遗址保护提供依据。这个平台还能为文物成分分析、植物考古等具体考古项目提供支撑。
与时间同行
圆明园考古始于1994年，2013年开始进入第三个主要阶段，有计划地进行常年考古发掘。圆明园有86处地上可见遗存，一些遭受自然环境及病害侵蚀，保护性考古势在必行。
考虑到路县故城如此重要的发现，文物部门慎之又慎。北京市文物局向上级打了个报告，阐释了路县故城的重要意义，建议进行原址保护。
让孙勐意外的是，上级很快就批复同意了。“发现以后就立即决定保护，建设遗址公园，这种决策速度和保护决心，从全国来看是很难得的。”
2016年起逐渐揭开面纱的路县故城，成为北京一处新晋的大遗址。
大遗址，是融合遗址考古发掘、遗产保护、展示利用等理念和实践的综合试验田，也是考古和保护能力的集中体现。我国专门出台了《大遗址保护“十三五”专项规划》。
目前，北京的大遗址包括周口店遗址、圆明园、延庆大庄科辽代矿冶遗址群、琉璃河商周遗址、汉代路县故城遗址、金代皇陵、长城等。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考古研究人员正在通过这些大遗址，实践现代化的考古和保护理念。
如果说配合城市建设的考古项目是跟时间赛跑，大遗址的保护，则要耐心地与时间同行。
2017年，圆明园如园的含碧楼前，一块刻有“御题”二字和两方篆书印章的断石重见天日，印章钤刻着“嘉庆御笔之宝”。嘉庆御笔在如园发现，证明了嘉庆皇帝重修如园的史实，史料中的多种记载有了实物明证。
如园是长春园五园中最大的园中园，乾隆皇帝时期仿照江宁(今南京)瞻园而建。近年来，考古人员对如园开展两期考古发掘，使其成为圆明园遗址考古的代表项目。
圆明园考古始于1994年，2000年-2004年进行了一批遗址的考古调查和发掘。2013年开始进入第三个主要阶段，有计划地进行常年考古发掘。
张中华带领的课题组，完成如园这座北国江南园林关键节点的考古，还未揭开整体面貌，就花了近4年时间。要知道，如园总面积不到2万平方米，整个圆明园却有300多万平方米之大。
“圆明园考古是个一二百年的大工程。”张中华说，圆明园有86处地上可见遗存，一些遭受自然环境及病害侵蚀，保护性考古势在必行。
2015年6月13日，圆明园西洋楼遗址，“养雀笼”作为第一处公众考古场所向社会开放。摄影/新京报记者 浦峰
开放的考古
每年有近200万人在圆明园参与公众考古。在张中华看来，这是一种双赢，老百姓满足了好奇心，增强了文物保护意识，考古人也获得了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在圆明园的考古工地外围，每天都有观众趴在隔离带上，围观探方里的考古队员如何开展考古发掘工作，如何用刷子一层层掸去沙土，揭示出那段人尽皆知的历史中的证物。
向公众开放考古现场的建议最初被提出时，张中华是反对的。
每天的考古和研究事务都忙不过来，还要分出精力“应付”公众；而且在一双双眼睛注视下，考古人员肯定浑身不自在，水杯不能乱放，工作服不能不穿，干累了也不能就近坐下来“偷个懒”。
张中华的“抵触”未起作用。2015年，圆明园考古工地开始尝试对公众可见。次年，他们与圆明园管理处合作，把考古现场实时直播到网上。
2016年8月17日早上8点，圆明园远瀛观遗址考古现场出现在直播屏幕里。考古人员用手铲把文物表层的泥土清理到一旁，随后将土收集到写有编号的袋子中，以检测土里是否还有遗留物。不到1个小时，3件琉璃构件被清理出土。
同事把手机递到张中华眼前。尽管是工作日，直播开始十几分钟后，直播间里已经涌进十几万人。不断有人打赏，评论里也是一片赞扬和关切。张中华立刻感动了：“没想到有这么多人关注，而且都是正面的评价。”
自此，开放考古工地成了工作的一部分，他们不仅要习惯在注视下工作，还要解答“好奇宝宝”们的各种问题。
如今，每年有近200万人在圆明园参与公众考古。在张中华看来，这是一种双赢，老百姓满足了好奇心，增强了文物保护意识，考古人也获得了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今年5月，近百座墓葬在清华大学新土木馆大楼工地被齐齐揭开。清华学子迅速将这件身边奇闻送上了微博热搜，墓葬隔壁第六教学楼高层成了最佳观景位。考古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注视。
张中华觉得，这可能是普及公众考古最好的机会。
在北京市文物局的支持下，考古队决定向师生代表开放现场、分享考古成果。发掘还在进行，近300名师生就在有序组织下，走进了考古现场，由张中华担任讲解。考古队还走进学校、图书馆和社区，举办了一场场讲座和展览，面对面讲述考古人的生活。
他们这才真切地发现，老百姓对考古是如此感兴趣，以前近在咫尺，却没机会解疑释惑。在图书馆的讲座里，上到步履蹒跚的老者下到小学生，坐在一起听张中华讲述考古的趣事。当他讲到曾经一个多月早出晚归，与孩子没法打照面时，流下了眼泪。在座听众中不乏为人父母者，也流露出感同身受的神情。
“他们发现考古人并不神秘，也不特殊，大家都是普通人。”张中华说。
“公众考古”同样也出现在孙勐的期待中。全国的遗址公园建设尚未有标准模式，较为成熟的仅有杭州良渚遗址公园等几处。孙勐认为，作为新挖掘的古城，路县故城可以为北京未来遗址公园的建设探索经验，“例如，未来的遗址公园里，一定会有公众考古的部分，让公众目睹甚至参与考古。”
距离找到路城，已经过去了3年。如今遗址公园规划已经编制完成，城墙外一期绿化正在进行。
每年大部分时间，孙勐还是待在路县故城的工地上。他和同事正对城内构成、城址功能分区进一步发掘研究，希望找到城内道路、确定城门位置。以道路为线索，搞清是否存在手工业区、衙署区、居住区等，了解这座汉代县城的更多细节。
在孙勐的期待中，它将是北京第一个真正拥有“考古感觉”的遗址公园。
记者手记
考古工地应该成为考古界与公众的桥梁
古都北京却并非考古热土。但近几年，以路县故城为代表的重要考古成果，在北京纷纷“冒”了出来。比考古成果更让人欣慰的是，以圆明园为代表的考古现场，开始向公众开放。
随着公众考古议题越来越热，不断展开实践，老百姓终于有机会接触到神秘的考古工作。早该打开的大门，终于露出了一条缝。
中国是文明古国和考古大国，但知名的考古学家并不多，李济、裴文中、夏鼐、宿白……这些考古界泰斗尚不为广大公众知晓，更别说孙勐、张中华这些一线的当代考古人。
这种不知晓、不了解，为考古工作带来过实际阻碍。今年年初，江苏扬州一考古工地上，考古工作人员被街道综合管理大队工作人员打伤，考古工作受到严重阻挠，国家文物局通报声援。这反映出，社会对考古工作和考古人员的尊重还不够，对其重要性的认识还有待提升。
这次采访中，我见到了多位北京文物研究所当前重大考古工程的负责人，他们无一例外肤色黝黑、衣着朴素、行色匆匆，采访都要掐表计时。
他们正从地底挖出另一个丰富多彩的北京，而北京考古“大发现”的时代，也是他们向公众讲述考古的重要契机。不断产出成果的考古工地，应该成为考古界与公众的天然桥梁。（作者：倪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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